Freakonomics:A Rogue Economic Explores t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
作者：Steven D. Levitt、Stephen J.Dubner‧譯者：李明
出版社：大塊文化‧出版日期：2006 年 03 月
美國最優秀的經濟學者擁有一台綠色雪芙蘭，
該車有關不緊的車窗，稍加速就轟隆作響，
儀表板上還布著灰濛濛的一片。
某六月的某天，他開著車停經紅綠燈時，
四週無寂靜無聲，水泥的建築物、加油站，還包括他的車～
此時有一個老流浪漢走進，
身上的紙牌寫著「無家可歸，求人施捨」，
身上破爛的大外套顯得過於悶熱，
頭上還帶著一頂紅色的棒球帽。
這位經濟學家沒有鎖上車門或立刻開走，
也沒有掏出身上的零錢，他只是靜靜的觀察～
過一陣子流浪漢走了～
他說：「他的耳機至少比我的好」
PS.據記者說明，該副耳機至少市價50美元，而這經濟學者的耳機不到15美元～
觀察事物的能力，是一名優秀的學者所需具備的，
但提出一個優秀的問題並解決，
是一名30出頭的克拉克獎得主所具備的條件～
這本書大致上有6個章節，
但是前後面介紹與結尾的部分也算的話就有7個部分～
下面就容小妹來一一的囉哩八說～
序論：事物隱藏的一面
你確定你看到與聽到的就是真的嗎？
有人說：Seeing is believing
也有人說：Believe what you believe
不過有些時候，利用一些統計的方法與歷史的觀察，就可以發現箇中奧妙。
作者在這章舉了幾個例子：
美國的犯罪率、房地產仲介的賣屋、選舉與經費
需要有詳細的觀察，才能將事件的前因後果提出。
CH1 小學老師與相撲選手有何共通點？
兩者皆在關鍵時刻～作弊
為何要作弊？
前者是為了自己的考績，後者是因為獎金的取得。
作者是如何確定的？
小學老師的作弊，可以利用Pattern Analysis，
發現老師會再固定的幾題改學生的答案；
相撲選手的作弊，可以在比賽成績的分析，找到「讓」的趨勢。
除此之外，他還利用一些例子說明誘因，
比方說，以色列的幼稚園，讓遲到領小孩的父母罰錢，
最後，就算不罰，也習慣遲到了。
道德誘因：漸漸不以遲到為可恥了～
自助的貝果，也可看出小公司比大公司誠實，
士氣的高低也會影響自助付款的貝果生意，
甚至是節日，也會影響到誠實度～
作者說這是經濟學，我說這是統計學，
因為他是利用統計方法在做這樣的關連～
CH2 三K黨與房地產仲介有何相似處？
「資訊」：前者以資訊製造未知的恐懼，後者以資訊落差來賺取手續費。
甘迺迪總統利用滲透三K黨的方式，
將黨內秘密的資訊做公開揭露，
使得三K黨在戰後無法持續擴大。
當資訊對秤或平等之後，
保有資訊人便不再有優勢，
專家與大眾距離越來越小。
但是我們看到的訊息真的是其真實的一面嗎？
資訊正確性是我們現在大量用網路搜尋的人所應注意的。
比方說網路交友的美化，
說一套作一套的政客。
CH3 為何毒販還和母親住在一起？
毒販其實跟企業一樣。
為了要往上爬，除了要械鬥之外～
還要企業化經營～
下面的步兵要努力往上爬，
分店的執法殺手要盡力往董事會上爬升～
職場有個通則是：
如果許多人都有意願、都有能力從事某種工作，
那該工作的薪水不會太高。
每一個在社會工作的人都在參與一個淘汰賽，
規則很簡單，由最低階往上爬。
這也應該解釋了為何毒販都還跟母親住在一起。
毒犯應該是全美薪水最低，風險最高的工作，
但是你如果能往上爬，所坐擁不會只是一棟房子或一部車子。
PS這些是根據一個研究生拿到的帳冊所作出來的推論。
PS2（小妹曰）：沒有資料，所有的推論都是空口說白話阿～
CH4 罪犯都跑到哪去了？
羅馬尼亞獨裁者西奧塞古的墮胎禁令，讓國家人口增加，
但讓犯罪率持續升高。
在這段期間出生的小孩，除了在特權階級家中出生的小孩之外，
她們和前一年出生的小孩相比，不論在學業上，
或是在職場上，都比較差，於是淪落為罪犯的比率也相對的高。
同時代的美國，在1990年的犯罪高峰過了之後，
犯罪率下跌的速度超乎預期～
作者歸納出幾項比較實際的原因，提供大家參考：
1、刑罰提高（嚴刑的阻赫）
2、經濟成長（暴力犯罪下降）
3、槍枝管制法修訂
4、快克泡沫（利空的淨化作用）
5、人口老化與墮胎合法化
大家覺得合理嗎？
CH5 怎樣才算理想父母？
你知道如果你有一支手槍，還有一個家庭游泳池，
你家小孩死於手槍的機率是溺斃的百分之ㄧ。
然而比起你所能控制的風險，
無法控制的風險所造成的恐懼比能控制的風險來得大得多。
就芝加哥公立學校的資料（ECLS）分析結果，
父母「是」什麼比父母「做」什麼來得重要多。
與孩童成績有相關的因素，有：
1、父母教育程度高（這個應該蠻符合常理的吧！書香世家～）
2、父母社經地位高（IQ與成功的指標～）
3、母親第一胎在30歲以上（忙工作或唸書摟）
4、小孩出生時體重偏低（負相關）
5、父母在家中說英語（因為有一堆西裔的人抬高了相關）
6、小孩為領養（領養的小孩一樣會放很多心思的）
7、父母參與學校家長會（父母關心幼童的教育）
8、家裡有很多書（只是資料顯示，或許是父母比較有錢，可以買比較多書所使然）
看起來與孩童成績有相關但實際沒有相關的因素，有：
1、家庭關係密切（單親家庭得小孩不見得比較差）
2、最近搬到較好的社區（好球鞋不一定可以讓你跳得更高）
3、小孩在上幼稚園之前母親沒有工作（純粹是資料的結果）
4、小孩參加過學前輔導（老師不夠好，學生不夠好，所以影響不大？）
5、父母定期帶小孩上博物館（那是資料顯示無關）
6、小孩常挨打（或許不成的父母讓這個選項變得不相關）
7、小孩常看電視（一樣是資料顯示不相關，話說人家芬蘭的教育是用電視的說）
8、父母天天唸書給小孩聽（書上沒解釋耶）
PS正可謂言教不如身教阿！
PS2（小妹曰）：話說，這些都是資料的結果，
或許資料不正確，或許資料只有某部分的代表性，
也或許是兩個變數本來就不能扯在一起～
像是家裡電腦的使用電量跟天然氣的使用量～
（還是不懂的可以私下問我～）
CH6 完美的父母，緒篇：換各名字會更好？
計量文化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曾經聽過計量經濟之類的，
現在又聽到計量文化～
作者希望透過名字來研究黑人文化，所以利用姓名來當作計量的變項。
大家覺得叫成功的人會成功還是叫失敗的人會成功？
個人評論，所有的名字只是代表你的一個符號，
重點是你對事情的態度想法與價值觀～
雖然書上面說，名字，有時候所帶來的作用是不能被量化的～
不過小時候正是培養價值觀的時段～
而父母親取名字時會受外界的影響～
想取個有錢女孩的名字，或是有錢男孩的名字嗎？
那取Alexandra或Benjamin就對了～
尾聲：到哈佛的兩條路
閱讀這本書的結果，可能是開始會問一堆問題，但是很多沒有答案的問題是不需要被問的～
如何挑到一個好的問題，並有解答呢？
這～書上沒提，你要自己去嘗試揣摩～
書裡提到的父母對小孩影響真的很大，但是什麼該做或什麼不該做～
不曉得已為人父母的是否有感受到？
最後作者舉了一個黑人與白人的例子：
一個在芝加哥郊區成長的白人小孩，父母聰明正派、充滿愛心、重視家庭教育。
另外一個是從小遭母親遺棄又常被父親毆打，十多歲就投身幫派。
兩者在十多年之後，前者變成了大學炸彈客，後者是哈佛的經濟學新秀。
嗚呼哀哉阿～
我自己看完這本書，感覺蠻深刻的～
說他是經濟學～只不過是因為他研究的是社會現象～
但是他的主體～跟我所學的統計概念好像喔～
迷上分析的感覺真好～
為何優秀的人可以看到或觀察到不同的東西，而我們不行？
為何我在學習的時候，沒有發現到統計這個工具的好處？
統計也是會說不出好話的，端看解釋的人如何解釋～
對統計有沒有多那麼一點點興趣了呢？
呵呵～好書阿～
*******************************以下是博客來的簡介*************************
「如果道德代表人們理想中的世界運作方式，經濟學就代表真實的世界運作方式。」
A、持續上升的犯罪率
如果1990年代初你住在美國，就算只是偶爾瞄一下電視新聞或翻翻報紙，都可能給嚇個半死。
癥結在於犯罪問題。犯罪案件急遽增加——各城市近幾十年來犯罪率趨勢圖，形狀有如陡峭的滑雪坡道——而且似乎無所不在。
槍擊與謀殺案件是家常便飯，劫車、毒品交易、搶劫、強暴等也不算新鮮。
暴力犯罪成為人人身邊揮之不去的陰影。然而專家們眾口一辭，認為狀況還會惡化到嚴重得多的地步。
令人畏懼的是所謂超級掠奪者（superpredator）。
有一陣子，他似乎無所不在，從《新聞週刊》的封面對你怒目而視，由厚厚的政府報告中大搖大擺走來。
他被描述成一個瘦削的都市青少年，手握廉價手槍，滿腦子暴力思想。
據說全美國有成千上萬這樣的人，一個殺手世代即將把整個國家帶入萬劫不復之境。
B、專家如何曲解事實
1995年，犯罪學者福克斯（James Alan Fox）在一份呈送司法部長的報告中，
嚴肅地詳述即將到來的青少年殺人潮。福克斯提出樂觀與悲觀的版本。
在樂觀版本中，他預估青少年殺人案件在未來十年會增加百分之十五；
而在悲觀版本中，更是會增加一倍。
他指出：「下一波的犯罪潮十分嚴重，相較之下，1995年還算是美好的年代呢。」
其他犯罪學者、政治學者與專業的預測者也描繪類似的恐怖前景，連當時的總統柯林頓也不例外。
他指出：「我們還有大約六年的時間扭轉青少年犯罪的問題，否則將來就得生活在混亂之中，
屆時我的繼任者發表演說時，談的不會是全球經濟的大好機會，
因為忙著保障城市街頭的人身安全都來不及了。」押注在犯罪繼續增加這方顯然錯不了。
然而，接下來幾年犯罪率並未節節升高，反而開始下降，並且愈降愈低。
犯罪減少還有幾點令人驚訝的特質：首先是全面性，全國各地的各類犯罪全都下跌；
而且下跌具有持續性，年復一年地減少。這種現象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尤其是原先作出相反預測的專家更是跌破眼鏡。
犯罪率反轉的幅度相當驚人。
青少年殺人的比率非但未如福克斯所預估，成長一倍或至少百分之十五，
反而在五年內下跌超過百分之五十。到二000年，美國整體謀殺率降到三十五年來最低水準，
其他各類犯罪也幾乎呈現同樣趨勢，從暴力攻擊到竊車全無例外。
雖然專家對犯罪下跌的預測不靈光
——其實就在他們發出嚇人的預測時，下跌趨勢已見端倪——
不過現在卻急忙找出解答，而且大多數的理論聽來頗為合理。
他們指出，1990年代的經濟繁榮有助於扭轉犯罪率，
還有就是槍枝管制法規擴大施行，其他諸如紐約市推動創新的治安策略，
使謀殺案由1990年的2,245件下降為2003年的596件。
這些理論不但合乎邏輯，而且振奮人心，因為犯罪的下跌乃是歸功於近期所採取的具體措施。
如果說扼制犯罪率靠的是槍枝管制、良好的治安策略與所得提高，
那麼我們自己手中其實一直握有打擊犯罪的力量。
以後再出現犯罪增加的情況，我們就不必擔心了。
這些理論由專家之口傳到記者之耳，再進入大眾腦海中，
順理成章地在很短時間內就成為社會普遍接受的看法。
只不過有個問題存在：這些理論根本不正確。
有一項因素倒是對1990年代犯罪大幅下跌產生深遠的影響。
事情的源起可以從當時往前推二十多年，
由德州達拉斯一名叫做諾瑪‧麥柯維（Norma McCorvey）的年輕女子說起。
就像遠方一隻蝴蝶拍動翅翼，最終會導致地球另一端的風暴，麥柯維也在無意之間扭轉了趨勢。
其實當時她所希望的只不過是墮胎。
這位21歲的貧窮女性未受教育，無一技之長，又有酗酒與濫用藥物的惡習，
先前生過兩個小孩送人收養。1970年，她發現自己再度懷孕。
不過當時德州和全美大多數州一樣，墮胎並未合法化。
麥柯維的狀況被一些有力人士援引，讓她成為爭取墮胎合法化的共同訴訟中領銜的原告，
被告則是達拉斯郡地區檢察官韋德（Henry Wade）。
這場官司一直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當時麥柯維已改用珍‧洛伊（Jane Roe）的化名。
1973年1月22日，法院判決洛伊勝訴，准許全國墮胎合法化。
當然，此時墮胎對麥柯維而言已為時太晚，她早就生下小孩，並交由他人收養。
（多年後，她放棄贊成墮胎合法化的立場，而倡導尊重生命。）
那麼，洛伊v.韋德案（Roe v. Wade）在過了一個世代後，
又是如何發揮作用，導致犯罪率出現有紀錄以來最大的跌幅？
以犯罪而言，人人並非生而平等，而且差別還相當大。
數十年的研究資料顯示，出生於劣勢家庭環境的小孩，日後變成罪犯的機率高得多。
數百萬最可能因洛伊v.韋德案而得以墮胎的女性
——貧窮、未婚、年輕，沒有錢進行不合法的墮胎——
正好就是處於典型的劣勢環境，
她們的小孩未來成為罪犯的可能性遠高於水準平均。
由於墮胎合法化，這些小孩並沒有生下來。
這項強大的因素影響至深且遠：多年之後，當這些未出生小孩達到犯罪年齡之際，犯罪率開始加速下降。
扼止美國犯罪浪潮的功臣並非槍枝管制、經濟繁榮或治安策略，
關鍵的因素乃是潛在犯罪者大幅縮減。
現在那些專家（也就是早先提出恐怖預言的同一批人）向媒體解釋犯罪率的下降時，
他們推銷的理論中有幾次提到墮胎合法化的影響？
一次也沒有。
這是摻雜商業與夥伴性質的典型例子：你雇用一名房地產仲介人員替你賣房子。
這名仲介人員打量一下房子，拍了幾張照片，設定價格，
撰寫動人的廣告詞句，積極展示房子，與買方討價還價，直到成交為止。
當然這不是輕鬆的工作，不過他的報酬也不錯。
如果賣出30萬美元的房子，按6％的仲介費計，他能賺進一萬八千元。
這可不是筆小數目。
不過你告訴自己，如果自己賣房子，絕對賣不到三十萬。
仲介知道如何——他是怎麼說來的？——「讓房子的價值極大化」。
他幫你賣了最高價，不是嗎？
果真如此嗎？
房地產仲介人員是和犯罪學者不同的專家，不過也是不折不扣的專家，
因為他對於房地產的知識遠超過門外漢的委託人。
有關房子的價值、房市的狀況，
乃至買方的心態，他知道的都比你多。
你要借重他的就是這些資訊，畢竟委託專家的原因正在於此。
隨著分工日益普遍，這類專家多得數不清，
而且有辦法讓自己變成不可或缺。
不論是醫生、律師、承包商、股票經紀人、汽車技師、貸款掮客或理財專員，
全都享有龐大的資訊優勢。
一旦你聘請他們，他們就會運用這種優勢協助你，讓你獲得最大利益。
果真如此嗎？
真的這樣倒還不錯。不過專家也是人，而人會受到誘因（incentive）的影響。
專家待你如何，取決於誘因的設計。
有時設計對你有利，例如加州汽車技師常會在廢氣排放檢查時放水，
讓不合格的車主省下一小筆費用——目的是希望爭取日後修車的生意。
不過在某些情況下，專家的誘因設計或許對你不利。
例如一項醫學研究發現，生育率下降的地區，
婦產科醫師進行剖腹生產的比率較高
—這表示醫生在生意不好時，往往會採行比較昂貴的醫療方式。
懷疑專家濫用專業地位是一回事，
但能證明這種情況確實存在又是另一回事。
最好的方式莫過於了解他如何對待你，然後對照相同狀況下他會如何對待自己。
不過問題是醫生沒法替自己開刀，而且醫療檔案也不能對外公開；
汽車技師修理自己的汽車也不會留下紀錄。
不過房地產銷售的記錄屬於公開資料，而且仲介人員的伙確會賣自己的房子。
近期約十萬筆芝加哥郊區售屋資料中，有三千筆屬於仲介人員自己的房子。
在探索這批資料前，我們不妨先思考一下：
房地產仲介人員銷售自己的住屋時，他的誘因何在？
很簡單：售價愈高愈好。
當你出售房屋時，你的誘因應該也是如此。
因此，你的誘因與仲介業者應該是協調一致的，
畢竟他的佣金收入也取決於售價高低。
不過著眼於誘因時，佣金有其值得玩味之處。
首先，六％的仲介佣金通常由買賣雙方的仲介均分，
而且其中半數金額還上繳公司。
也就是說，只有售價的1.5％會直接進到你的仲介人員的荷包。
因此以30萬元的房子而言，1萬8千的佣金他只能拿到4500元。
你或許認為這還算不錯。不過如果房子的價值其實不止30萬呢？
如果只需多努力一下，或者耐心多等一段時間，
或是多登一點廣告，就可以賣到31萬呢？
這時扣掉佣金後，你可以多進帳9400元。
然而對仲介人員而言，
他多賺到的錢——1萬元的1.5％——只有150元。
如果你可以多賺9400，而他只能多賺150，或許你們的誘因就根本不算協調一致。
（更何況如果她還得花錢付廣告費以及從事種種促銷工作。）
仲介人員願意付出額外的時間、金錢與精力來爭取區區150元嗎？
有個辦法可以找出真象：衡量仲介人員自售房屋與代客戶售屋的差價。
根據前述芝加哥地區的售屋資料，
並控制其他可能的變數——地點、屋齡與屋況、裝潢等，
結果發現仲介人員賣自己的房子時，平均銷售期間長10天，賣價高3％，
也就是30萬的房子可以多賣1萬元左右。
他們賣自己的房子時會耐心等待最好的價錢，
但替你賣房子時就會催促你儘快接受還過得去的出價。
他們就像想多賺佣金的股票經紀商一樣，希望能快速結案。
為什麼不這麼做？更高的出價對他們不算多大的誘因
——每1萬元多賺150元——
因此不值得花費更大的心力。
和政治有關的見解中，有一項最受大家公認的事實：金錢有助勝選。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
布魯博格（Michael Bloomberg）、柯賽因（Jon Corzine）就是近期幾個最明顯的實例。
〔且不管有些反面的例子，如迪恩（Howard Dean）、
富比士（Steve Forbes）、霍芬頓（Michael Hoffington），
當然還有高里沙諾（Thomas Golisano）在三次紐約競選中花費九千三百萬美元，
而得票率分別只有4％、8％與14％。〕
大多數人都認定金錢足以影響選舉，
而且也認為競選活動花費太過。
事實上，選舉相關資料顯示，花費較大的候選人的確較常獲勝。不過，金錢真的是勝利的原因嗎？
這麼想很合乎邏輯，就像你會認為1990年代的經濟繁榮有助於犯罪下降也很合乎邏輯。
不過就算兩件事情相關，也並不一定意味彼此間存在因果關係。
相關只是代表兩項因素間存在某種關係，
但卻無法告訴你關係的方向。
假設兩項因素分別為Ｘ與Ｙ，那麼可能是Ｘ導致Ｙ，也可能是Ｙ導致Ｘ，
也可能另有一個因素Ｚ同時影響Ｘ與Ｙ。
設想以下的相關關係：謀殺案多的城市，往往警察也較多。
就以丹佛與華府兩個城市的警察／謀殺案件數為例，兩地人口數差不多，
但華府警察約為丹佛的三倍，謀殺案件則為八倍。
除非你有進一步的資訊，否則很難作進一步的推論。
腦筋不清楚的人或許在看了這些數據後會推論：由於華府警察較多，導致了較多的謀殺案。
這種異想天開的思考方式由來以久，往往又會形成異想天開的對策。
有個民間故事說，一位暴君得知國內疾病最流行的省份醫生也最多。
他的解決之道？立即下令槍斃所有醫生。
再回到選舉經費的問題。
為找出金錢與選舉的關係，我們可以思考一下競選捐款的問題。
假設你是那種會捐一千元給候選人的人，
那麼你會在以下兩種狀況捐款：
一是選情激烈時，你認為自己的捐款可能影響到選舉結果；
一是某位候選人篤定當選，你希望沾些勝利光彩，或日後得到實質回饋。
至於鐵定落敗的候選人，你是不會捐錢的。
因此選情看好的候選人募款金額自然遠超過落後者。
至於捐款的花用呢？
現任者以及領先的候選人顯然經費較為充裕，
不過只有敗選機率達到一定程度時，他們才願意大筆花費；
否則為何不把錢保留下來，留待以後應付可能更強硬的對手？
現在假設有兩位候選人，一位具有天生的魅力，另一位則否。
有魅力的候選人募得的款項多，而且輕鬆獲勝。
那麼我們該說是金錢讓他贏得選舉，還是他本身的魅力引來選票以及捐款？
這個問題至關重要，但很難回答。
畢竟，候選人對選民的吸引力不容易量化。我們該如何測量呢？
似乎沒有辦法——除非在一種特定狀況下。
關鍵就在於拿候選人和……他自己作比較。
今日的候選人Ａ與兩年或四年後的候選人Ａ應該是類似的，
Ｂ候選人亦復如此。
因此如果Ａ在連續兩次選舉中都與Ｂ是對手，
但兩次花費的金錢不同，
那麼在候選人的吸引力相對穩定下，我們就可以測量出金錢的作用。
我們發現，
兩位同樣候選人連續參與選舉的情況並不罕見
——從1972年以來的國會選舉中約有1000件。
那麼我們從中可以得到什麼結論呢？
令人驚訝的是：候選人花費的金額多寡幾乎沒有任何作用。
獲勝的候選人就算把經費削減一半，得票率也只會減少1％。
另一方面，失敗者儘管經費加倍，也不過能多爭取到1％。
對候選人而言，重要的不是你花多少錢，而是你是誰。
（同樣的論點也適用於父母身上，詳見第五章。）
有些人天生就對選民有吸引力，有些人就是沒有，
花再多的錢也改變不了多少。（
前面提過的迪恩、富比士、霍芬頓與高沙里諾想必已學到這個教訓。）
另外一些有關選舉的見解呢？
好比說競選經費高到浮濫的地步。
在一個典型的競選年度，
也就是當年要舉行總統以及參、眾議員的選舉，
競選總花費約為十億美元——聽起來金額相當龐大，
不過如果拿來和一些不像民主選舉那麼神聖的事物作對比，
就會發現其實不然。
好比說，這個金額等於美國人每年花在口香糖上的支出。
C、知道該測量什麼、該如何測量
這本書要談的不是口香糖與競選支出的對比，
也不是不盡責的房地產仲介人員，或是墮胎合法化對犯罪的影響。
我們當然會提及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場景，
如子女的教養、作弊的方式、三Ｋ黨的內部運作與益智競賽中的種族歧視等。
本書希望剝去現代生活的一兩層表皮，觀察內部的狀況如何。
我們將提出許多問題，有些微不足道，有些則攸關生死。
我們的答案往往看似突兀，不過在了解事實後，又相當順理成章。
我們會由資料中尋找答案
——不論這些資料是學童的考試成績、紐約市的犯罪統計或毒販的財務紀錄。
（我們經常會運用資料中無意間透露的模式，就像飛機掠過高空時留下的凝結尾。）
對某個主題抱持自己的意見或理論當然沒錯，
這也是人之常情，不過如果能去除道德立場，
誠實地檢驗資料，結果往往會得到嶄新而出人意料的見解。
我們可以說，道德代表人們理想中的世界運作方式——而經濟學則代表真實世界的運作方式。
經濟學本質上是一種測量的科學，
包含一組功能與彈性均相當完善的工具，
可以可靠地測量錯綜複雜的資訊，
計算出任何一個因素乃至整體的作用大小。
所謂「經濟」，不外是：關於工作、房地產、銀行與投資等錯綜複雜的資訊。
但經濟學的工具也可以很輕易地應用到——怎麼說呢？——「更有趣」的主題上。
D、本書的撰寫立基於一些基本的理念：
誘因是現代生活的基石。
理解——或抽絲剝繭找出——各項誘因，
算得上是解開幾乎所有謎團的關鍵，
不論是暴力犯罪、運動舞弊或線上約會。
傳統看法往往是錯誤的。
犯罪案件在1990年代並未直線上升，
單靠金錢無法贏得選舉，
還有——可能令你吃驚的是——每天喝八大杯水有助健康，
其實一直沒有經過實證資料支持。
傳統看法的形成往往相當粗糙，
但很難被看穿——不過並非完全不可能。
重大的影響往往源自久遠甚或微不足道的原因。
謎團的答案未必全都擺在你的面前。
麥柯維對犯罪率下跌的影響，
遠超過槍枝管制、經濟繁榮以及創新的治安策略加總起來的效果。
我們接下來還會舉出這樣的例子。
專家——從犯罪學者到房地產仲介人員——利用資訊優勢為謀取自己利益。
不過面對網際網路的崛起，專家們傳統上的資訊優勢日漸縮水。
知道該測量什麼、該如何測量，可以讓複雜的世界大為簡化。
如果你了解如何以正確的方式解讀資料，
就能解開看似無解的謎團。
因為數字的威力無窮，可以剝除層層的混亂與矛盾。
因此本書的目標在於探討每件事情背後隱藏的一面。有時候這麼做吃力不討好，甚至會讓你覺得自己以管窺天或是由哈哈鏡中看世界。不過我們的理念是去觀察許多不同的場景，並運用創新的方式加以檢驗。以這樣的理念來寫一本書似乎有些奇特，大多數書籍都是標明單一的主題，先以一、兩句話簡單勾勒大綱，再完整地講述來龍去脈：鹽的歷史、民主的脆弱、標點符號的運用等等。本書並沒有這種一貫的主題。我們的確短暫地想過圍繞一個中心主題——好比說應用個體經濟學的理論與實務？——來寫作，但隨即決定還是採用尋寶的方式。沒錯，這個方式會用到經濟學中最佳的分析工具，但同時也容許我們追索自己想到的各種稀奇古怪的念頭。因此我們發明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怪胎經濟學（Freakonomics）。本書所舉例子通常不會出現在正規的經濟學教科書中，不過這種情況往後可能會改變。經濟學這門科學主要是一組工具，而不是有特定主題，因此任何主題，無論多麼稀奇古怪，未必不能納入它的範疇中。
別忘了，古典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原本是位哲學家，
而在致力成為道德家的過程中變成了經濟學家。
他於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e Sentiments）時，
現代資本主義才剛萌芽。
斯密深感於這股新興力量襲捲而來的變革，
不過他關注的不僅是客觀數字，
還有人類受到的影響，
因為個人在特定環境中的所思所行，都會受經濟力量所左右。
為什麼有人欺騙、偷竊，有些人就不會？
為何某人看似無害的選擇，
卻影響到一連串的人？
在斯密的年代，因果作用開始急遽加速，
各項誘因也擴大好幾倍。
這些改變給當時民眾帶來的衝擊與震撼，
不遜於現代生活加諸我們的衝擊與震撼。
斯密真正探討的主題乃是個人欲望與社會規範間的磨擦。
海爾布洛納（Robert Heilbroner）在《俗世哲學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中驚嘆，
斯密能夠把人類這種自利的動物的所作所為，
與人類更廣大的道德領域區隔開來。
他指出：「斯密認為答案在於我們有能力站在第三者的立場，變成公正的旁觀者，如此即可形成對某一案例客觀特性看法。」
想像你自己在一位——或兩位——第三者陪同下，
積極探索一些有趣案例的客觀特性。
這樣的探索一開始通常是提出一個過去沒人問過的問題，
比如說：學校老師與相撲選手有什麼共通點？
http://www.books.com.tw/books/series/series986729193X-1.php
*******************************以上是博客來的簡介*************************
**************以下是不曉得哪個網路書店摘至書中紐約時報對他的評論**********
一個晴朗的六月天，美國最優秀的年輕經濟學者——至少他的一些前輩如此確信——在芝加哥南區的紅綠燈前煞住車。他開的是老舊的綠色雪佛蘭，儀表板上積著灰塵，車窗也關不緊，速度稍快就轟隆作響。
不過這輛車此刻安靜無聲，四周正午時分的街道亦然：加油站，無數有格子窗的水泥建築物。
一個老流浪漢走近，身上的紙牌寫著無家可歸，求人施捨。他的外套破爛，在這樣的大熱天顯得太厚，頭上戴的是污穢的紅色棒球帽。
這位經濟學者並未鎖上車門或把車開走，不過也沒有掏尋身上的零錢。他只是觀看，好像是透過單面透視的玻璃。過了一陣子，流浪漢走開了。
這位經濟學者說：「他的耳機不錯，」眼光仍看著後視鏡。「至少比我的好。除此之外，他好像沒什麼值錢的東西。」
李維特看事情的角度往往異於常人，也與一般經濟學者不同。至於這項特質是好是壞，端看你對經濟學者的觀感如何。
——————
由深具名望的知識精英組成的哈佛大學的研究員學會（Society of
Fellows）提供年輕學者三年的獎金，自由進行研究。李維特接受學會面談之初，並不奢望有什麼結果。他自認初出茅廬，算不上知識分子。學會安排他在晚餐時接受一批資深會員的面談，都是舉世知名的哲學家、科學家或歷史學家。李維特擔心自己沒有充分的話題，可能連第一輪都撐不過。
果不其然，其中一位資深會員問道：「我弄不清楚你的研究工作的一貫主題何在，可否請你解釋一下？」
李維特為之語塞。他不知道自己的一貫主題何在，甚至不知道是否有這樣的主題存在。
當時尚未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申恩（Amartya
Sen）出面打圓場，以他的觀點簡要總結李維特的主題。
沒錯，李維特殷切地承認，這就是我的主題。
另一位會員說出另一種主題。
你說的對，李維特說，這就是我的主題。
這樣的情況持續下去，像許多狗爭食一塊骨頭，直到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插話進來。
他問道：「史蒂夫，你幾歲？」
「二十六。」
諾齊克轉身對其他會員說：「他才二十六歲，為什麼就得有一貫的主題？或許他就是那種天賦異稟的人，根本不需要有什麼主題。他只消提出一個問題，然後回答，這就夠了。」
——————
維特曾說：「我很希望能把一組工具組合起來，好讓我們抓到恐怖分子。我現在還不知道要如何著手，不過只要有正確的資料，我有信心可以找出答案。」
經濟學家幻想自己可以抓到恐怖分子，聽起來似乎荒誕不經。如果你是芝加哥的小學老師，某天給叫到一間辦公室，有人告訴你，根據這位帶深度眼鏡的瘦削年輕人所設計的演算公式，你有舞弊情事，應予革職，聽起來是否同樣荒誕不經呢？李維特對自己或許未必有絕對的信心，但對以下的觀點篤信不疑：老師、罪犯與房地產仲介人員都可能說謊，政客或中情局分析員也不例外。不過數字不會說謊。
——————
李維特是第一位說自己某些研究課題──如電視益智節目中的種族歧視──近乎瑣碎的人。不過他也提醒其他經濟學者，他們手上的工具在理解真實世界時有多麼好用。「李維特被認為是超級天才，他的創意在經濟學界甚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數一數二，」加州理工學院經濟學者卡默若（Colin
F.
Camerer）如是說。「他代表的是每位剛進經濟學研究所的新鮮人為自己所勾勒的未來形象，但隨後他們大都因沒完沒了的數學而消磨殆盡自己的創意靈感──也就是一種希望了解真象的知性偵察力。」
——————
李維特看似可以勝任所有位子，但卻又好像全都不適合。他就像隻靈巧的蝴蝶，沒人抓得住（他曾受邀加入柯林頓總統的經濟團隊，而二○○○年小布希競選時也曾請他擔任犯罪顧問）但人人搶著要。他已被公認是提出簡單而聰明解答的高手。他就像鬧劇場景中看著所有工程師圍著故障機器忙成一團的旁觀者——發覺這些人都沒想到該把插頭插上。
——————
李維特於二○○一年與唐納休（John
Donohue）共同發表一篇有關墮胎的論文，其中特別提醒，不要把他們的發現「錯誤解釋為替墮胎背書、或是呼籲政府干預懷孕婦女決定是否將胎兒生下的權利。」他們還建議，經由「替未來最可能犯罪的兒童提供更好的環境」，應該同樣可以輕易地扼止犯罪。
不過他們的論點幾乎惹惱了所有人。保守派不能容忍居然可以利用墮胎當作打擊犯罪的工具；自由派不滿他們單單挑出貧窮黑人婦女為對象；經濟學者嘀咕李維特的方法學有誤。當媒體大肆報導這項墮胎—犯罪研究時，李維特成為眾矢之的，被冠上意識形態者（保守派與自由派都這麼稱呼）、優生學者、種族主義者的封號，是不折不扣的渾蛋。
事實上，他好像和這些全都沾不上邊。他對政治興趣缺缺，更不喜歡說教。他平易近人，作風低調而不張揚，自信但不自大。他講話大舌頭，外表看起來像個書呆子：穿格子襯衫、沒特色的卡其褲與編織腰帶，腳上是規矩的咖啡色皮鞋。他的小記事本上印有「國家經濟研究局」的標誌。他太太珍妮說：「我希望他別一年只剪三次頭，還有老是帶那付有十五年歷史的眼鏡，當初配的時候就不是流行的式樣。」他高中時是高爾夫好手，但現在四體不勤，自嘲為「世界最沒力氣的人」，常滿屋子找珍妮替他打開罐子。
換言之，不論由他的外表或態度，絲毫看不出是個會興風作浪的人。
——————
李維特發現，芝加哥大學給予他的支援超出學術層面以外。他任職後的頭一年，長子安德魯出生。就在他滿週歲不久，忽然輕微發燒，醫生診斷為耳朵感染。第二天早上，他開始嘔吐，緊急送醫後於第二天不治，死因為肺炎雙球菌腦膜炎。
在極度傷痛中，李維特無法兼顧在大學的授課，結果替他代課的是年近七旬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另一位同事強森（D.
Gale Johnson）送來悼唁卡，文字令李維特深受感動，至今尚能背誦。
李維特開始經常與這位八十多歲的農經專家交談。他得知強森的女兒是美國首批領養中國女孩的人士。不久之後，李維特自己也領養了一名中國女孩，取名艾曼達（Amanda）（編按：二○○四年又領養了另一位中國女孩，取名Sophie）。後來，他們夫婦生下一女一兒，現在是分別三歲和一歲。不過安德魯之死的後續影響迄今仍以不同方式持續中。李維特一家與接受安德魯肝臟捐贈的小女孩一家成為好友。（安德魯也捐出心臟，可惜受贈的嬰兒未能存活。）對於一個孜孜由真實生活中尋找主題的學者而言，兒子的死亡自然也觸發了李維特的研究工作。
他與妻子加入一個支持傷心父母的團體。令他大感驚訝的是，有那麼多小孩是在游泳池內淹死。然而這些死亡案件——不像小孩玩槍致死之類的事件——報上不會刊登。
李維特感到好奇，於是持續尋找相關的數據以釐清真相，並在《芝加哥太陽時報》（Chicago
Sun-Times）專欄發表研究結果。文中所揭示的論點與一般人直覺大相逕庭，也使他聲名大噪：「如果你家裡有一把槍，而且後院有座游泳池，那麼小孩在游泳池裡淹死的機率是被槍打死的一百倍。」
——————
李維特正開始著手一篇新論文，探討的是黑人的名字。他想了解，帶有明顯黑人色彩的名字是否會產生負面的經濟影響。與近期其他研究相反，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不過現在他又提出一個更大的問題：黑人文化是導致種族不平等的一個原因，還是種族不平等的後果？即使對李維特這樣的經濟學者，這都是一個新領域——他稱之為「計量文化」（quantifying
culture）。他發現這項任務棘手、麻煩，甚至無從著手，但又深深吸引人。
——《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s)二○○三年八月三日
**************以上是不曉得哪個網路書店摘至書中紐約時報對他的評論**********
http://www.wearn.com/life/topic.asp?topic_id=53297&forum_id=5121&cat_id=22
留言列表
